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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荒原到迪慶高原

                          甘孜日報    2022年11月17日

                          ◎扎西尼瑪

                          學校批準成立文學社的批復一下來,一干人立馬活躍了起來,編輯部設在了楊崇能老師的住處,很快組好了創刊號稿子。楊崇能老師勤儉節約,為了不占用學校和教室空間,在自己狹小的宿舍里印刷。鐵板、鐵筆、蠟紙、簡易滾筒油印機。文學社的成員們利用周末時間在小楷的蠟紙方格上刻寫,這真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苦差事,力道過猛,一觸就通,印刷出來,墨漬點點,一粘連全部作廢,使力不均,印出來像一張大花臉,甚至看不清字跡。大家撲在油印機旁,小心翼翼地輪番作業,一本《荒原》出來,個個變成了“大花貓”。

                          《荒原》印數只有50冊,但一經出刊便傳閱開來,一時帶動起校園內的文學氛圍,也影響了州衛生學校、州財貿學校、州民族中學、中甸縣一中。文學社還收到了麗江、大理等學校學生的投稿。

                          文學社社員的作品也在楊崇能老師的推薦下在州內外公開刊物上發表了,如洪耀輝的《抉擇》《生命》兩首短詩在《南疆詩報》發表;楊鈞的詩作也在《原野》上發表;趙素梅的數篇小說在《原野》雜志陸續發表,并引起了評論家的關注。最為可惜的是趙素梅,師范畢業以后被保送進云南藝術學院學習聲樂,從此再也沒有見到她寫的小說。

                          1989年7月,作為荒原文學社中堅力量的28班畢業了,荒原文學社也漸漸冷卻下來了。骨干們都各奔前程去了,在文學夢中不愿醒來的也就剩下了洪耀輝。在一次文友聚會上,他對我說,我們能不能功成名就另當別論,但文學的滋潤讓我們受益終身。我深以為然。迪慶的作家和詩人們似乎胸無大志,沒有人把文學當作名利的敲門磚,沒有人為文學要死要活地折磨著。然而,現在想來沒有給自己設立一個明確的奮斗目標,這就是迪慶文學不能崛起的原因所在。范穩老師一再告誡迪慶的作者們:要刻苦、思考、錘煉,不要沉湎在小酒吧的感覺里。

                          1989年,迪慶州民族中學藏文教師鄧主次里發起創辦了《雪鄉詩報》,一張32開的小報,全部手寫。成員都是已經參加工作的年輕人。大家心中藏著時代激流涌起的激情和酸澀的愛情。

                          鄧主次里老師畢業于西南民族學院(現西南民族大學)藏語言文學系,在大學期間就發表過詩作,還得過全國大學生詩歌比賽的獎項。齊肩長發,臉上總是帶著微笑。他有幾個很要好的朋友,其中有說一口普通話的大學畢業生,都是文學愛好者,我現在記得的只有在迪慶州人保財險公司工作的小八(李雪松)和在州歌舞團工作的小趙(斯那吾吉),兩人好讀書,隨口可以蹦出幾句民國時期詩人和北島、顧城的佳句。周末,一干人披著夕陽,沿著納赤河溯源而上,又沿著奶子河緩緩而下,在四合的暮色里,站在河岸上看著靜靜流淌的河水,唱起藏語版本的《今夜月色》。回到某一人的宿舍,便一邊喝酒一邊聽鄧主次里老師談詩歌。當時朦朧詩在迪慶年輕人中濫觴著,鄧主次里老師揮起手臂,大聲說:朦朧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然后端起酒碗仰脖一飲而盡,酒碗落桌便呼呼大睡過去了。

                          《雪鄉詩報》出了兩期我也畢業了,過了兩年鄧主次里老師英年早逝了。納赤河畔被我們稱作“青春地”的一塊草地——那是我們彈吉他,唱流行歌曲,朗誦詩歌的地方——如今隨著城市的擴建已經無跡可尋了。鄧主次里老師的詩作《青果子》《永遠的耶利亞》都是在這里寫下的。

                          2005年,在昆明參加《邊疆文學》筆會期間,聊起當下云南詩歌,李貴明提議回去之后辦一份詩歌民刊,刊名就叫《回歸》,大家紛紛響應。于是由卡瓦格博文化社挑起了辦刊的擔子。李貴明約來了幾十個詩人的作品,當年年底就編輯出版了創刊號。李貴明執筆寫下了激情昂揚的創刊詞。《回歸》倡導的是在物欲橫流的全球化時代里,堅守文化尊嚴,抵制裹挾沖擊,用詩歌發出自己的聲音,強調在生活現場建立自己的寫作根據地。他的獲得“駿馬獎”的詩著《我的滇西》就是其詩歌理念實踐的成果。辦到第3期后,大家覺得應該向文化和思辯方面拓展,于是轉向了文化綜合性刊物。

                          新千年后,寫詩的李貴明、單增曲措、和欣(耶杰·次仁此姆)、安永鴻、扎西鄧珠、旦正太、邊扎、扎史農布,寫小說的央今拉姆、永基卓瑪、吳孟璇、此稱、陳紅云、李文宇,寫散文的斯那俊登、那麗珍、又寫詩又寫雜文的和大海,寫長篇歷史小說的史效軒呼兒嗨吆地冒了出來,再加上洪耀輝、尹著虹與早已名聲大噪的查拉獨幾、楊增適、楊森、阿布思南、李承翰(人狼格)、王珍奇形成了迪慶文學的多彩之河。也有一些作家和詩人離開了“文壇”:李力能、澤仁旺堆、格桑朗杰、史義、彭躍輝、余衛紅。他們的離去,是一種遺憾。就像阿布司南老師說的:“他們不再寫作了,但他們的作品是迪慶文學的見證。對于迪慶這片沃土,文學絕對不能缺席!文學是良知和修行,大家且行且珍重吧。”迪慶作家和作品的出現和進步,得益于云南省作協,《邊疆文學》《滇池》,以及云南文學界很多老師的熱心幫助和扶持。還有《西藏文學》和次仁羅布老師的助力。老師們每到迪慶,給迪慶的作者們熱心的指導,每句話都是那么的推心置腹,讓大家深受教益。

                          在迪慶的文學前輩中,查拉獨幾老師是作品體量最大、成就斐然的一位前輩。他有和藹可親的一面。有次我們幾個文友去拜訪他,他先在家里打酥油茶給我們喝,對我們每個人作了真誠而耐心的點評,然后在飯館餐桌上對我們左一聲老師右一聲老師極不耐煩,大喝一聲:叫大哥!于是我們改口叫他查大哥。他又有嚴厲的一面,2005年在迪慶報社組織的副刊作者座談會上,他拍著桌子警告我們這幫年輕人不要荒廢在應酬上,“好好靜下心來看書,寫東西!”散會后,我隨他去麗江,他很溫和地問我:“我說的話沒有過分吧?”我趕忙說:“哪里啊,大哥所言極是,我們記住了。”他有些嚴肅地說:“說得輕巧。”過一會兒,他說:“我不是江湖大哥!如果你們真的熱愛文學,就得認真點兒,我覺得你們知識不全面,沉淀不夠,思考不夠,還沒有進入文學真正意義的層面,要是弄懂了文學是咋回事,那就好玩啦。”

                          如今,大哥已經駕鶴西歸,作為文學道路上得到過他的教益的后輩,我心存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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